厦大台湾研究集刊》陆配在台政治参与再审视(胡燕、张文生) - 海纳百川 - 言论

长期以来,大陆配偶(在台湾地区被简称为陆配)被视作难以影响台湾政治生态的“沉默的少数”。但近些年这一群体开始有意识地以“新住民”话语来克服“大陆间谍”“木马屠城”等污名构陷,并参与岛内政治活动。那麽,陆配的身分变更及方向选择将面临政治坦途抑或制度陷阱,两岸关系发展进程是否会受此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是对国家统一进程中社会基础的呵护关怀,亦能增进对岛内族群政治的批判性理解。基于此,这一学术努力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问题缘起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意外地将陆配卷入台海博弈的风暴中。从年初“武汉包机”风波到台湾当局“一日三变”的陆配返台政策调整,以及随后岛内舆论场突然发酵的“健保危机”炒作,都表明陆配长期遭受的身分歧视、社会偏见及语言暴力等问题并无改观。更令人侧目的是,台湾政客就此展现出的权力傲慢及态度冷漠俨然让消费陆配痛苦成了岛内天然的“政治正确”。这就将两岸通婚以来掩藏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即大陆籍配偶在政治上孤立无援,难以维护自身权益。

从学界成果看,相当多的研究者对于陆配问题的政治属性尚不清晰。这表现在:第一,轻视陆配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不少人认为陆配文化素质不高,组织程度低,政治动员能力乏善可陈,在岛内公共事务和两岸关系发展上难堪大任;第二,主张陆配社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倾向,部分学者相当清楚陆配的现状遭遇与岛内当局的政治刁难有关,故建议陆配的政策诉求要突出经济议题,在社会活动上尽量诉诸体制内途径,淡化政治色彩;第三,对于台湾当局存有政治幻想。通观学界的纾困解难建议,大都围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呼吁政策调整,却没有估算台湾当局的政治考量。

上述看法的可商榷之处在于,陆配问题固然可从法律、文化及社会层面上窥其端倪,但究其根本,都不过是陆配在政治上弱势地位和低效活动的投射结果。王伟男等就认为,跨两岸婚姻是一个中国内部两个地区之间特殊的“公共事务”,政治因素则是根本决定因素。杨婉莹等早在2009年就关注政治认同与陆配群体的影响关系,2016年来她还从宏观意义上划分了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者”对陆配的四类态度差别。同类研究还见诸《金门县女性大陆籍配偶政党认同之研究》、《大陆配偶对台湾政治认同影响之研究》等等。

由此看出,陆配要真正地在台湾“出头天”,尤其是“在国家尚未统一,两岸的官方沟通管道尚未进入常态化运作之前,陆配在台生存权益的保障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团结起来,抱团维权”, 并在此过程中切实提升个人的政治参与能力,强化所属社团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化程度,才有可能改变当前的边缘地位和弱势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陆配的政治表现与政策诉求之间存在著绩效落差。过往看法多认为陆配青黄不接,缺乏经费以及欠缺组织化导致其无法在岛内政治舞台立足,但笔者却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即政治身分的混淆意识与政治结构上的边缘位置才是阻碍陆配产生政治效能感,聚集政治资源并提升组织程度的真正原因。换言之,只有当陆配真正找到她们在台湾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属性之后,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才能有质的提升。

这个看法的产生与近年来陆配被冠以“新住民”“第五族群”之名并涉身岛内族群政治有关。按照台湾媒体的说辞,既然陆配和外籍新娘在数量、入境目的和居住时间上都符合国际通行的移民标准,那麽她们就是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之外的“台湾的第五大族群”。也有部分学者就此进行理论背书,认为将陆配与外籍劳工及配偶实行政治捆绑有利于加大对岛内政治系统的支持力度。

但是,笔者却认为用“新住民”指称陆配,进而在既定族群政治格局下谋划该群体的政治参与活动值得斟酌。质疑理由在于:其一,所谓“第五族群”能否解决语言、文化及宗教差异问题进而实现“一体化”集成?其二,与国民党的热心操切相比,民进党始终对陆配、外籍配偶、外劳的归类处理态度暧昧。那麽,当前的“蓝绿”态势有无完成陆配身分转型的现实可能?其三,怎么保证陆配原有的两岸立场和统一观念在“新住民”的政治招牌下不被稀释乃至解构?

现实的困惑不能替代理论的省思,陆配的政治身分认定需要放在普遍性的族群理论和特殊性的岛内省籍-族群模式的交叉分析下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现象诠释。基于此,本文提出陆配的族群身分与政治参与存在著负相关的理论缺省,并将此置于“岛内族群政治-台湾政治参与——陆配族群参与”的三段论下予以证明(伪),进而推演陆配未来政治发展的若干种可能性,并就她们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提供一二建议。

台湾族群政治的参与逻辑

族群关系是现代社会的敏感话题,也是理解岛内选举动员乃至政治格局的认知框架。近年来,台湾地区营造出了“四大族群”和谐稳定且彼此宽容的观感印象,但这并不意味著“第五族群”社会公正及政治权利的必然性获得。综合而言,此等期许既无法得到族群理论最新成果的学术支持,也不符合岛内族群政治模式的内生逻辑。

台湾族群政治在形成过程上基本保持了与欧美国家类似的演进过程,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岛政治特征的运作模式。如陈孔立教授就主张以“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取向来解释当代台湾政治。基于学界的既有发现,可以将台湾的族群政治概括为一个由“本省人/外省人”的省籍矛盾转化为“本土化/民主化”的政治互动,最后形成“四大族群”政治化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初始时期(1947-1989)。台湾族群关系的最早雏形是以省籍矛盾的形式反映出来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视为这类矛盾的首次爆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加剧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紧张关系。此后在“两蒋”的高压统治下,省籍问题被暂时压制但却无法解决。李登辉时期“族群”概念从学术范畴渗透进政治领域。“大约不会比1989年更早,而把台湾的省籍问题界定为‘族群’也差不多在同样的时代。”“为了使这些群体确信共同的民族主义事业。民进党1989年提出来‘台湾的四大族群’概念。”此后本省政治人物开始在民意机构及地方选举上攻城掠地,“族群政治”甫一出场就颠覆了岛内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权力博弈格局。

第二阶段:形成时期(1990-2000)。岛内“族群”话语诞生伊始就和选举政治紧密挂钩。1992年的“立委”选举外省人和闽南人就显露出“蓝绿”站队的迹象苗头。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更在两大族群之间产生了台湾历年来最为激烈的政治对抗。如果说1998年陈水扁的选举失败还能证明都市地区及中产阶层扮演著台湾族群冲突的阻力阀的话,那麽在两年后,大量闽南族群的教师、医生等知识阶层一改对族群动员的负面看法而集中投票给陈水扁,则意味著本省选民中高教育程度与低族群意识的变量关系最终被打破。因此,2000年的台湾“大选”也就成了岛内族群政治模式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阶段,蛰伏时期(2000-至今)。族群政治的狂飙突进在岛内首次政党轮替后开始退潮,似乎开始向关注弱势族群,突出多元文化的国际潮流靠拢接轨。一方面“客家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等机构相继成立,并通过了“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等制度法规;另一方面族群动员的边际效用有所递减。2008年外省人马英九以高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2019年“眷村之子”韩国瑜在“绿军”大本营高雄击败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市长,但是,上述情况并不意味著族群冲突的终结。马英九当政八年却“自觉背负外省原罪……对228纪念活动的重视比起本省籍政治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愈演愈烈的“罢韩”活动甚至造成国民党内部都传出“本省籍在国民党只能当狗”“抢著要选党主席的,都是高级外省人”声音。种种迹象表明,以省籍矛盾为核心的台湾族群政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讨厌外省人”仍然是岛内政坛不言自明的耳语心传。

台湾族群政治的参与逻辑

来自普遍意义上的族群理论和具有本土特征的族群模式显示出岛内“族群化”参与的薄弱基础和恶劣环境。所以,能否以“新住民”身分来影响政策议程并占据有利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陆配的主观意愿,而是必须服从这一非制度框架下的政治惯性和行为条件。

从长远来看,冲突割裂将在未来构成多族群国家及地区的政治底色。台湾的族群政治作为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从威权政治走向竞争型政治过程中省籍矛盾的演进结果,本质上是一个以闽南族群为基本盘,通过不断的激发族群冲突来获取选票资源的政治工具。这就决定了冲突而非融合将是今后台湾族群政治的常态化存在和普遍性规律,发现、维持乃至建构出某种族群矛盾则是主导岛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前提。

就当下而言,台海实力对比悬殊所造成的“安全困境”让怨恨仇视情绪在岛内弥漫扩散,通过转移矛盾来挽救统治危机已经成为蔡英文当局的策略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某一政治弱势群体作为岛内有限度、可控制的族群冲突的牺牲品,就不仅是岛内“泛绿”力量的本能反应,更将是民进党方面精心计算的必然结果。

基于上述两个判断前提,可以将台湾族群政治的参与逻辑概括为:

1.通常意义上族群政治的概念维度可以有族群视角和政治视角,但它在台湾却没有脱离选举政治的权力本质。因此,岛内族群参与是促进融合还是产生冲突不取决于族群本身,而是取决于权力博弈下的工具选择和动员效率。

2.民进党是现有族群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攸关者。作为老牌的本土性政党,牢牢把持本省人的身分话语权和政治代表权,最大程度地动员闽南族群是其根本政治利益,任何有可能冲击、中断它和本省人联系的族群现象都会被遏制。

3.外省人的政治参与会受到持续性压制和排挤。作为第二大族群的外省人具有动摇台湾族群政治模式的群体规模和政策意愿,继续将这一群体圈定在族群话语体系之中并处于失语状态就能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

4.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客家人等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会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们被允许进入政治系统的非要害位置并占据次要角色,从而一方面营造出族群融合的典范样板,另一方面防止他们靠拢接近外省人组成政治同盟。

5.“新族群”会长时间地处于“分而治之”的政治参与考察期。东南亚配偶及劳工的族群化道路会因母国背景相对通畅,而大陆籍配偶则不然。这是因为“台湾的国族建构需要陆籍配偶作为对立的他者来得以彰显”。换言之,将一个背负“大陆原罪”的“敌对”族群作为威胁性象征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将能很好地承载“台湾国族认同与主权的这种焦虑”,进而保证“泛绿”基本盘的队伍稳定和资源汲取。

基于上述逻辑推演,可以认为陆配政治参与活动将面临难以突破的现实瓶颈和发展困境,并突出反映为这一群体的政治诉求与实现路径出现高度异化。从两者的运行轨迹来看,陆配政治参与的预期初衷是先采取抗议、示威等体制外抗争解决生活权益诉求(“六改四”、学历采认及废止“面谈制度”等),进而依靠投票、选举等活动来满足政治权利诉求(组建社团、担任党代表等),最后通过部分政治精英的体制内活动来完成对岛内政治权力诉求(乡里长、县市议员乃至不分区“立委”)的渐次突破。

但囿于台湾社会“绿强蓝弱”的政治变迁和现实格局,陆配的政治参与路线图被有意识地纳入族群政治语境之下并发生了方向偏移。民进党力图用外籍配偶来改变“新住民”的来源结构和概念内涵,再以所谓的“生活从宽,身分从紧”政策幌子来延缓降低陆配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起点及动员规模。反观处于权力博弈下风的国民党则希冀构建出以陆配为主体的“新住民”支持人群,并以“生活权益向外籍配偶看起,政治权利向‘原住民’、客家族群看齐”的政治愿景来召唤陆配的情感依归和行动配合。

但由于“该党始终无法洗脱‘外来政权’、‘外省人’的政治构陷,使得他在两岸政治话语上的突破方向和拓展力度都大打折扣”,所以它对陆配的政治操盘一旦受到“泛绿”阵营的“污名化”指责以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客家族群的意见反弹,便马上进行选举层面的政治切割,进而撤走了帮助陆配真正进入政治权力通道的“扶手阶梯”。受此影响的陆配政治活动随之出现诉求嬗变和路径模糊,无论是对“泛蓝”的失望抱怨还是对“泛绿”的投机迎合,都可以视为这一群体在“族群化”参与过程中被动性话语嵌入和结构性制度溢出的必然结果。

陆配“去族群化”的政治发展

既然陆配投身岛内政治生活都难以跳脱台湾族群政治模式的内生逻辑,那麽,这一群体裹挟在“新住民”身分下所遭遇的显性制度藩篱及隐形守则羁绊就不会是局部的暂时性现象,而是将面临持续性的整体参与困境。打破僵局的关键取决于广大陆配能否看清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拒绝台湾族群政治的缺省框架和政策恩惠,将群体命运与祖国统一大业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在岛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一)陆配的政治身分要跳脱“新住民”的话语迷思。从正名运动技巧和策略上来说,所谓的“新住民”在话语建构上相当牵强,“是一个政治正确但不属于‘我们’的名字,它会出现在报端或官方场合,但不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不仅在内部因族群特征缺失而造成互动不足,更导致外在的集体行动难以步调一致。对于急于改变现状的陆配群体而言,今后可以继续在年限缩短、性别平等共同话题上维持同外籍配偶的协同合作,但不能因为要避嫌“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放弃自身的两岸立场和统一观念。这就要求陆配群体要把参与岛内政治生活的身分意识从一般性的跨境婚姻群体予以延伸,更多地以中华民族一分子来就岛内的公共议题乃至两岸问题发声,由此实现陆配群体的政治自觉并成长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二)陆配的政治动员要规避岛内族群冲突的政治陷阱。当前陆配的参与活动存在著“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并已经对岛内族群利益格局造成了冲击震荡效应。这就要求陆配在动员目标上淡化以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客家人为参照对象,以避免后两者的防范抵制;在动员手段上突出民族情感及文化认同,化解“陆配被想像成为对中华民国认同薄弱的‘危险分子’及国家安全潜在威胁” 等质疑顾虑;在动员物件上以开放性、多元性为原则吸纳更多本省人参与,放松岛内闽南族群在省籍上的敏感神经。概言之,陆配今后要尽可能地避免处身于两岸矛盾和族群矛盾的交叉火力下,以免妨碍动员规模的扩大及政治资源的汲取。

(三)陆配的政治精英要化解自身族群观念的意见纷争。近十年来两岸通婚出现高学历、高收入与来台时间短为特征的“两高一低”陆配群体。由于不愿意重复上一代陆配被岛内边缘化、敌对化的生活境遇,部分年轻陆配倾向于以“新住民”身分迎合岛内民粹情绪,并将“去中恐共”作为社会行销策略,把蔡英文当局减少两岸往来、要求台商回流等视为正当,甚至在疫情期间发表“武汉肺炎是正确称谓”“在陆台胞拖垮健保制度”等言论迎合台湾舆论。如此做法就和史雪燕、牛春茹及卢月香等中老年陆配代表格格不入,并在陆配精英阶层中造成了分裂对立,双方在国家认同、两岸关系乃至祖国统一等问题上的分歧日渐加深。今后陆配群体需要打破上述两类政治活跃者之间的认知隔阂,促进传统陆配和“非典型陆配”的团结合作,将前者的参政身分条件与后者的知识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形成稳固的领导集体,组织开展一致性的政治行动。

(四)陆配的政治组织要完成“新统派”的目标转化。当前陆配亟待开展与岛内统派政党合作,并以此遏制“弃蓝趋绿”风潮的蔓延扩散。鉴于岛内统派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实情况,一方面,陆配组织要积极拓展与前者的合作范畴,将自身的群众基础与统派的政治基础结合起来,加快自身的统派化过程,可以在两岸婚姻事务,如人员往来、法律纠纷及证照办理等具体事务与统派政党开展协同合作,让目前对国民党“若即若离”的部分陆配集成到统派旗帜之下,帮助她们在“蓝绿抉择”的十字路口找到新方向;另一方面,陆配“亲陆”社团也要尽快改变“软懒散”的政治发育状态,通过必要的宣传舆论支持及骨干成员培训来增强自身在陆配群体中的政治号召力,进而完成从陆配群众—陆配社团—陆配政党的组织发展链条。

此外还要看到,陆配的“去族群化”政治发展虽然势在必行,但却难以单独完成上述认知更新和组织转型。大陆方面需要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成长给予适当帮助,围绕著从“新住民”向“新统派”的身分转化开展针对性工作。尤其是要加强对陆配工作的组织领导,改变“九龙治水”帮扶乱象。当前的陆配工作对口部门要从台办、妇联及民政等多线服务及时集成到“大统战”统一领导格局下,以各级党委统战部门来统筹陆配政党及代表人物的交流访问及后继的管理事务,切实将陆配工作从民间性的婚姻问题提升到国家统一推动力量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治理体系层次上来。

此外,尚需考虑将陆配及其子女尽快纳入深化两岸融合政策体系中来。这包括:鼓励在岛内生活困苦的陆配返乡创业就业并给予相应支持,防止这一群体不能分享两岸融合的发展红利而沦落为边缘化的旁观者;选取大陆高校为试点单位,创建面向陆配子女的实验班,化解“新台湾之子”宣传对部分陆配后代的负面影响,修正他们的“新住民认同台湾,从来到台湾第一天起,就认为自己与下一代都是‘正港’的台湾人” 思想观念,保证陆配群体爱国传统的延续发展和代际传承。

结语

在台人数将近40万的陆配群体是两岸关系发展的见证人和维护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能够在恶劣环境下心系祖国,反对“台独”,是实现国家统一及后继治理的依靠物件和群众基础。对于陆配在岛内政治活动中一时的参与误区和发展缺陷,海内外中华儿女不能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苛责层面,更不应该坐视其自生自灭,而是要伸出手去,帮助她们从台海博弈中的“弃子”“孤军”升格为“日拱一卒”的有生力量。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原刊于厦大《台湾研究集刊》并获授权转载,以印刷纸质刊为准,中时新闻网摘录精华刊出,标题与插题经中时新闻网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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